舉商貿之大業，奪金融之先聲。

　　這兩句話稱贊的是山西人經商的才能，晉商風雨五百年，他們所創立的錢莊、票號匯通天下，經營范圍包羅萬象，留下了濃墨重彩的商業文化。

　　□吳慈仁

　　山西人為何要經商

　　在中國古代，有兩大商幫，一個是徽商，另一個便是晉商。這兩大商幫，一南一北，在中國商業史上寫下了各自的傳奇。論年歲，晉商是“老大哥”。他們崛起于明初，是靠著為北方邊鎮籌集軍餉發家的。

　　為何山西人喜歡經商？要知道，古代商人的地位并不高。自秦朝之后，中國人便“重農抑商”。在儒家的眼中，以男耕女織為特征的自然經濟是社會穩定的保證。所謂“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那些以販賣轉運為業，做事利字當頭的商人，不僅不符合儒家“義重于利”的道德規范，也容易讓人心思不穩，破壞自然經濟的基礎。因此商人除了在宋朝能稍微“喘口氣”外，在其他王朝都是受打擊、受排斥、受歧視的對象。

　　在這種情況下，山西人為啥還要走上經商的道路？答案其實就三個字，“被逼的”。

　　具體來說，山西人在明朝時遇到了“生存危機”。

　　山西地處黃土高原，在明朝時期水土流失的情況還非常嚴重。之所以出現這樣的情況，一方面與當時的氣候有關，但更為關鍵的是，在明朝，山西是對抗蒙古的前線，明朝為了備戰御敵，在山西境內大搞墾地開荒。大規模的田地開墾和森林砍伐，使得山西的生態環境進一步惡化，土地變得更加貧瘠。在這種情況下，山西人不得不四處奔波，做商賈來滿足家人的溫飽。這在山西的縣志中就曾有記載：“晉俗倍以商賈為重，非棄本而逐末，土狹人滿，田不足耕。”在張四維的《條鹿堂集》中也曾提及：“吾蒲州介在河曲土陋而民伙，田不能以丁授，緣而取給于商計。”

　　對于當商人，山西人也沒啥思想負擔。雖然商人在中國古代社會整體地位不高，但是山西人對從商并不排斥。從春秋戰國時期開始，山西便是中原地區極其重要的交通樞紐，翦伯贊在《秦漢史》中就寫道：“(山西)居天下之中，而又為都國諸侯所聚會，故能綰轂東西南北，成為中原商業樞紐。”唐代韓愈有詩云“朗朗聞街鼓，晨起似朝時”，描繪的就是山西汾河兩岸繁榮的商業景象。這種傳統對晉商的興起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當然，商人也不是想當就當的。優越的地理位置，廣闊的市場需求，對商人的發展缺一不可，而山西恰好滿足了這幾點。

　　從山西的地理位置來看，山西處于“九邊”重鎮交界之區，聯通南北，與北方的蒙古和中亞地區又搭界，自然而然，各方面都處于交通要塞，也使得商業的發展有了條件。

　　就市場而言，明代施行的“食鹽開中制”，也為晉商的崛起開發了邊境的消費市場。加之山西處于與北方蒙古和內陸搭界的地區，晉商經常奔走于蒙古和內陸，相互交換，各取所需，久而久之也就發展起來了。

　　票號的誕生及業務

　　晉商自從出現之后，對中國商業貢獻頗多，這其中最為人稱道的便是票號的創制。票號是一種金融信用機構，可以把它理解為銀行。剛成立時，它的業務主要是匯兌，后來也進行存放款等業務。

　　山西票號具體產生的時間，學術界看法很不一致，這些看法主要有：

　　一、明末清初說。

　　據陳其田《山西票莊考略》轉引《中國經濟全書》稱：“據說開始是山西的康(亢)氏。清初，順治年間李闖王造反，不利敗走時，金子攜帶不便，把軍中所有的金銀財寶放在康(亢)氏的院子里而去，康(亢)氏忽拾得八百萬兩，因此將從前謀一般人便利的山西匯兌副業改為本業，特創票號，至是該地的巨商都是康姓。”

　　近人徐珂《清裨類鈔》稱：“相傳明季李自成攜巨資敗走山西，及死，山西人得其資以設票號。”

　　二、康熙朝說。

　　據何焯《何義門先生集》所載，康熙末年何焯在家時，因生活窘迫，曾將“一應冬衣，俱當在對門當內，因皮錢尤重”，贖不回來，其家人就由原籍蘇州向北京天會號匯銀九十兩，使其“先贖皮襖”。

　　又據康熙四十年《康熙南巡秘記》載：“時濟南票號適以銀款糾葛事，須時敏親自料理。”

　　三、乾嘉朝說。

　　民國十二年出版的《晉商盛衰記》稱：票商經營，為山西極有名之商業，“創始放前清中葉，當乾隆、嘉慶間”。李宏齡《山西票商成敗記》稱：“溯我票商一業，創始放前清康熙、乾隆時代”。

　　山西票號到底是哪朝產生的，現在還沒有定論。不過，自山西票號出現之后，長途貿易漸漸繁榮起來。

　　下面以一則故事說明票號在長途貿易中的作用。假如當時有位山西商人張三，到浙江購買了十噸茶葉，其價格可能近5萬兩銀子，然后運到北方做成磚茶，賣到蒙古和俄羅斯。如果沒有票號，張三這個生意就沒法做了。

　　原因很簡單，買賣東西，講究一手交錢，一手交貨。要是張三拿著5萬兩銀子從山西趕到浙江，一來非常沉，二來也容易被賊盯上，三來，這么多錢，張三一個人肯定是拿不動的，必須雇人運輸，在這個過程中還得防止雇的人反叛。風險實在是太大了。

　　但是，有了票號就不一樣了。張三可以到山西本地的票號分號，把錢存進去，和掌柜的說要匯到浙江。此時，票號會出具一張匯票，然后撕成兩半，票號一半，張三拿一半。在付了1%的匯費后，張三就可以帶著這一半匯票輕松上路了。此時，票號也沒閑著，他們會把另一半匯票送到浙江的分號。張三到了浙江，要先給賣方看看手中的匯票。賣方按時發貨后，可以得到這半張匯票，然后到票號分號去兌另一半，即可以提出現銀。至此，交易做完了。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看到，就跟今天的網購一樣，買賣雙方并不認識，買家先付款，怕賣家不發貨，賣家先發貨，又怕買家不付款。票號在這個過程中就解決了信任問題。正因為此，票號一經出現，便受到了商人的歡迎。

　　對于票號這個市場，有實力的商幫都想涉足。但最終，山西商人憑借雄厚的財力脫穎而出，建立起了當時遍及全國的票號網絡。

　　被新式銀行擠壓

　　據史料記載，早在道光年間，山西票號便在濟南設莊。有數據顯示，從19世紀50年代前后到20世紀30年代，在濟南設過莊的票號多達19家。最早在濟南設莊的票號是日升昌與日新中。據《山西票號史料》記載，1850-1852年間，日新中票號京師分號與濟南收會業務額從442兩增長到20101兩，占當年收會的比例從0.073%增長為3.32%，由此可見，濟南的票號貿易非常興盛。

　　在濟南眾多的票號中，最著名的當數蔚泰厚。蔚泰厚于道光初年改營票號業務，到1921年正式歇業，歷時約九十余年，歷經票號業的盛衰全程，是山西票號的典型代表之一。蔚泰厚票號股東為介休北賈村侯氏，首任大掌柜為毛鴻翙。此后，平遙的范友芝、毛洪瀚和楊松齡，介休的趙星垣也都擔任過蔚泰厚的大掌柜。

　　蔚泰厚濟南分號設立于清光緒十二年(1886年)。蔚泰厚設莊于濟南的主要原因應該是基于蔚泰厚票號的總體布局。光緒年間正值票號發展大盛階段，在此階段，票號業務量增多，蔚泰厚也不例外，為了增加營利，蔚泰厚票號增設分號，山東省在明清時期經濟迅速發展，蔚泰厚在此設莊也是情有可原。

　　那么，這些山西票號為何要選擇濟南呢？應該是因為濟南的地理位置和行政地位比較重要。濟南自春秋戰國起，便是重要的交易地區，明清時期，濟南交通便利，人口增多，商業繁榮，且官員較多，所以成為票號設莊地之一。蔚泰厚票號于濟南設莊后，立足濟南，統攬山東省的業務，從史料中可以看出，濟南分號也在承辦濟寧、東昌(今聊城)等地的業務。此外，又在濟南分號的基礎上，開拓了周村市場，設立周村分號。

　　自蔚泰厚票號濟南分號成立之后，在濟南社會經濟發展中承擔重要作用，其在接受濟南社會經濟影響的同時，亦影響濟南的發展，二者相互促進，相輔相成。

　　不過，在20世紀30年代，山西票號逐漸撤離濟南。撤離的原因有三。第一，是濟南近代銀行的設立擠壓票號業務。濟南最早的近代銀行是山東通濟官錢局，1901年改為山東官銀號，主要業務為發行鈔票、經營存放款和匯兌銀兩。此外，清朝末年在濟南開辦的新式銀行還有戶部銀行和交通銀行。近代銀行和票號業務類型相似，二者屬于“替代品”，在濟南經濟形勢并不好的時候，近代銀行的增加勢必擠壓票號的業務，導致票號撤莊。

　　第二，山西票號整體處于衰敗階段。后期，山西票號固步自封，不思進取，自身競爭實力已經大不如前，加之社會環境動蕩、戰爭不斷等外部因素，辛亥革命后，票號數量在逐漸減少。

　　第三，這個時期政局動蕩，濟南戰亂頻發。辛亥革命后，濟南與許多地方一樣起義頻發，時局混亂，導致工商業等受到重創，票號無法收回放款，且戰爭本身就會致使票號財務受損，在這種情況下，票號信用無法維系，業務不能開展，便不得不撤莊。

　　雖說山西票號從濟南撤離了，但是它們對濟南商業做出的貢獻，不可磨滅。

　　(《齊魯晚報》2022年11月0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