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習錄》記載了這么一件故事：王陽明在南鎮與朋友、學生講學論道，友人指著山間盛開的一束鮮花說：“天下無心外之物。如此花樹在深山中，自開自落，于我心亦何相關？”王陽明說：“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于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山中的一束鮮花，當我們沒看到它的時候，它不在人的認知范圍之內；一旦為人所認知，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給人以深刻的印象。從某個角度來說，這個故事說的內容也符合中國傳統人文精神的狀態：它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只是我們習焉而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因此便有深入認識、理解的必要。
中國傳統的人文精神內容豐富。本次講座我們介紹其中幾種的脈絡傳承。
以人為本：從個體到家國
以人為本的思想，起源很早，《尚書·五子之歌》曰：“民可近，不可下；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民可親近，不可卑下視之，因為民乃國之根本，根本強固，國家才會安寧。《尚書·酒誥》云：“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人不要把水作為鏡子，而應該以庶民百姓為鏡子。可見古人頗為重視民意。《左傳·莊公二十二年》：“國將興，聽于民。”一個國家要興旺的時候，肯定是看重庶民百姓的意見。在近兩千七百年前，古人就有這樣的認知，是非常了不起的。繼而儒家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禮記·緇衣》：“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
在古人的認知中，首先由述祖德、頌家聲開始，重振家聲，走著走著，就走出狹隘的自我范圍，上升到族群、國家的層面，如杜甫、岑參等皆如此。每個人的起步，不一定就要樹立多么高遠的理想，而應多從身邊瑣事做起，不蹈虛空。
古代傳統詩文，多抒寫由個人而至族群、國家甚至人類的普遍情感。這種基于個體而至家國的深切體味，遂具有通性之真實，其感人也深。如張若虛《春江花月夜》，對春江花月夜這個獨特情境的深切感知，由個體的豐厚情蘊，推己及人，到了廣大的人類。開篇就講初春時節，浩浩長江和東海相連，潮起潮落，而大海之上，一輪明月隨著海潮而冉冉升起，天地如此澄澈，令人心曠神怡，深感天地廣闊、宇宙無垠。這么美的景象下，“何處春江無月明”。于是詩人生發聯想：“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自有人類以來，誰是第一個站在這江邊欣賞江天月色、春夜鮮花的人呢？轉念一想，世界又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那一輪明月從什么時候開始照臨大地？浩茫廣闊的宇宙、邈遠悠長的歷史，的確是無從知道的。“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望相似。”個體的生命是有限的，好在人類的生命是連續的，只要有人能夠欣賞到這美好的江天月色，就是美好的、幸福的，就是永恒。“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見長江送流水。”這是多么健康開朗、豁達向上的人生，所以詩人也就不傷感了：我不知道未來的人誰會看到這美好的江天月色，但是只要長江之水浩浩東流，這美好的江天月色將會永遠存在，故而詩人說：“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楓浦上不勝愁。”多么美好！天空的一縷白云，輕輕地飄走了，詩人想到了今天晚上在江頭渡口，也許有人在那兒深情眺望，期盼遠行的游子在朗朗明月下，乘一葉小舟翩然歸來。“誰家今夜扁舟子，何處相思明月樓？”詩人真摯地贊美這種人類的美好情感。“此時相望不相聞，愿逐月華流照君”，即使今天不能團聚，但都能看到這美好月色，也是幸福的。美好的春天即將逝去，許多游子在外漂泊，奔波勞碌：“不知乘月幾人歸？落月搖情滿江樹。”詩人將自己在春江花月夜所見所思，擴展到祝愿天下有情人人生美好上。只要今天晚上，有趁著江天月色能夠回家的人，那么就是幸福美滿、令人期待的。所以，詩不是寫自我，而是由自我的感觸而超脫出去，寫到一種普泛性的東西。這樣的作品，正是古人以人為本的重要表現。
自強不息：從達觀到無畏
《周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天道運行正常，不會因為人的意志、想法而改變，所以君子應當取法天，正道直行，自強不息。《漢書·董仲舒傳》：“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只要是應該做的事情，下定決心去做，不是為了利益；只要是道義明確支持的，無論下多大工夫，都是必須投入的。
自強不息的奮斗精神，在歷代文學作品中一直很突出。唐朝劉禹錫年少才高，積極參加永貞革新，后來被貶遠州刺史，在路途中又降為州司馬。十年后方被調至長安，擬授予官職。回來以后，劉禹錫舊地重游，作《戲贈看花諸君子》：“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觀里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后栽。”結果再度被貶斥遠州。又歷十三年，經揚州回長安途中，白居易宴請，作《醉贈劉二十八使君》“詩稱國手徒為爾，命壓人頭不奈何。舉眼風光長寂寞，滿朝官職獨蹉跎”，感慨的是劉禹錫二十三年的貶謫生活。劉禹錫則以《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回贈，以樂觀的態度，表達其絕不氣餒的昂揚精神。“巴山楚水凄涼地，二十三年棄置身”，二十三年被拋棄于天荒地老之地，但劉禹錫達觀超然，“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詩人曾經如花樹一樣綻放過，也像百舸爭流的航船一樣，奮爭于浩浩江水，而今雖為沉舟、病樹，但放眼未來，前途可期，“今日聽君歌一曲，暫憑杯酒長精神”。自強不息的精神，體現在對困境的化解能立、對脫困的積極態度。到長安之后，劉禹錫又作《再游玄都觀絕句》：“百畝庭中半是苔，桃花凈盡菜花開；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雖多次身處困境，卻仍然是那個樂觀豁達的劉禹錫。
北宋文豪蘇軾，曾深陷“烏臺詩案”幾乎喪命，“夢繞云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獄中寄子由二首》)，后貶謫黃州，實為羈管。當是時，年屆五十的蘇軾生活極其艱難，“先生年來窮到骨，向人乞米何曾得”(《蜜酒歌》)，日常生活“痛自節儉”，“大要是慳爾，而文以美名，謂之儉素”，最大限度地降低生活的欲求，“口體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年之道”(《與李公擇二首》)，他倒是把窮困生活當作養生良方了。蘇軾偶爾扁舟草履，放浪于山水之間，與漁翁、樵夫相處，往往為酒醉之人所推罵，不以為忤而反以為喜，慶幸自己混跡于市井、山林之中，那個動輒得咎、名滿天下的蘇軾已漸成“普通人”，不為世人所知，庶幾可以省事避禍，“省之又省，使終日無一語一事”，他體會到了其中的“至樂”，不可名狀，且深嘆此法之奇秘。深自蹈晦的蘇軾，正經歷著人生的低潮，心境頗為凄涼，深感人生如夢，常常閉門卻掃，收招魂魄，隔一二天即往城南安國寺，焚香默坐，深自省察，達到物我兩忘、身心皆空的境地。公元1082年，也就是元豐五年，貶謫三年之久的蘇軾于春季的一次普通出行中路遇陣雨，沒有雨具，同行者皆狼狽。蘇軾卻以竹杖芒鞋，緩步徐行在穿林打葉的陣雨中，放聲嘯吟，遂順自然，無所畏懼。他把一次偶然的風雨遭遇，升華到人生哲理的體驗：“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定風波》)——經歷風雨之后的淡定，對未來永遠充滿希望的堅強信念，令人感動。正是憑借著這樣的思想、心態、堅韌的精神，即使經歷幾許“人生幾度新涼”，蘇軾仍然超越了自我，超越了時代，成為中國文化史上的巨人。
王陽明《次韻畢方伯寫懷之作》乃其人生精神之升華：“孔顏心跡皋夔業，落落乾坤無古今”，詩人希望傳承孔子、顏回之儒家學術文化，如周朝皋、夔為民生做出一番偉大事業。“公自平生懷真氣，誰能晚節負初心？”上句說畢方伯，平生有真氣，所謂真氣就是元氣；下句說自己，當年立下的志向絕不會放棄的。“獵情老去驚猶在，此樂年來不費尋”，見獵心喜，傳承文化、建功立業之心念沒有絲毫的衰減。“矮屋低頭真局促，且從峰頂一高吟。”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頭，狹小逼仄的空間，無法自由，然而始終要有擺脫困境，登上山巔，放聲高唱，獲得自由與疏放的精神。也就是說，人生難免要處于矮屋低頭的狀態，但是不能不保有“且從峰頂一高吟”的心態，只有這樣，才能擺脫困境，奮然前行。
厚德載物：從規范到提升
《周易》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坤，順也，君子要培植道德，來承載萬物。古代儒家講仁義禮智信，就是對人的要求，與日常生活密切相關。
仁者，愛人，仁德，有仁德之心。仁，就是人與人之間相親相近。“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論語·衛靈公》)，守住人之所以為人的底線被視為仁。所以說“仁，人心也”。義，行為的準則。“君子義以為上。”應該做的事情，就是不計利害，都要去做。“羞惡之心，義也。”(《孟子·告子上》)人是有底線的。人之正路為義，羞惡之心為義；人要有底線思維，不能突破，這也是義。禮，指基本的社會規范，基本的倫理原則。禮是外在約束性的。仁和義是內在發生的東西，自我的道德充溢；禮是外在的、社會性約束的東西，是社會約定俗成、共同認可的。仁義是內在的東西，靠道德的自覺與認知，而很多時候做不到自覺，就需要靠外在的規矩——禮——來約束。因而，禮與仁義是相輔相成的。當禮達不到應有的約束時，就上升到法的層次。所以在古人的認知中，禮法一體，法是強制性的，是要承擔后果的。“不學禮，無以立。”禮是社會性的規范與約束。“民之于禮也，如獸之于囿也，禽之于紲也，魚之于沼也，豈其所樂哉！”魚是要在江海中遨游的，野獸是要生活在山林里的，人有禮的約束，就好像野獸有籠子一樣，魚有池塘一樣，所以“勉強而制爾”(李覯《與胡先生書》)。人之侈縱奔放，就好像野獸對于山林，“禽之于飛翔也，魚之于江湖”一樣，那是本性，即情之自然，所以禮的強制性是需要的。智，智慧，“凡以知，人之性也”，人是有認知能力的；“可以知，物之理也”，可以被認知，是事物之理也。人有認知能力，客觀事物有被認知的可能性，就達到了。為什么要學習、要讀書呢？就是主動地擴展認知范圍，提升認知能力，提高理性的思維水平。信，人言為信，所說與所做完全一致，“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左傳·僖公二十五年》)。忠信是禮之本，所以管子講“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古人提倡的仁義禮智信，與日常行為、生活準則密不可分。因而，人應具備仁義禮智信的基本規范。具有仁義禮智信的基本規范，才能厚德載物。唐朝詩人王維《西施詠》歌詠美人西施：“艷色天下重，西施寧久微？”說的是西施長得那么漂亮，不會長久地貧賤下去，自然會發跡變泰的。“朝為越溪女，暮作吳宮妃。”早晨還是越溪邊浣紗女子，晚上就被召成了妃子，這身份變化如此之快。王維感嘆的是，人的地位變化所帶來的認知和行為上的變化：“賤日豈殊眾，貴來方悟稀。”貧賤的時候，自己沒覺得和別人有什么不一樣，身份一變化，就覺得確實不一般。“邀人傅脂粉，不自著羅衣。”日常生活皆有專人侍候，然而更為可怕的是“君寵益驕態，君憐無是非。當時浣紗伴，莫得同車歸”，吳王越愛她，她越驕橫，吳王越喜歡，她越是不顧是非，變本加厲，恃寵而驕，妒忌排斥。王維此詩的抒寫可謂深刻，說透了人性的自私與狹隘。有鑒于此，仁義禮智信對人自身的規范才更加有意義，一種自我充實，可以有自己的人生，也可以讓自己在精神上顯得強大。
北宋張載《西銘》講透了厚德載物之意蘊。“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天地人三才，而人與天地同體，因而說“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百姓是我的同胞，世間萬物是我生活其中所依憑的必要條件，因而說所有東西都和我是相合的，家國一體：作為個體的人，“尊高年，所以長其長”，尊敬、愛護年齡大的人，讓他活得更長壽，更舒心；“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對那些孤幼者，應該給予慈愛關懷，提供一個良好的生長環境，使之長大成人。“圣其合德，賢其秀也”，圣賢是品德思想合于天地之德的人，出類拔萃者。“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因此要予以真切的幫助。“富貴福澤，將以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于成也”，如果擁有一個良好的生存環境，將會發展得更好；如果身處貧賤憂戚，將激勵奮發，成就一番事業，絕不自暴自棄，這就叫厚德載物。因而張載說“存，吾順事；沒，吾寧也”，生存是我順應自然，順應天道，死亡乃回歸自然，是生命的本然狀態。
和而不同：從會通到堅守
古人很早就認識到，只有多方吸收信息，兼聽而不偏信，才能全面掌握信息，作出符合實際的客觀判斷。《國語》載，周幽王八年，史伯給鄭桓公講：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批評幽王去和而取同，主張和而不同。“以它平它謂之和”，簡單來說就是相同的、不同的事物，互相的一個匯合、化合，而產生新的事物叫和。“以同裨同”，相同事物的堆積叫同，“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左傳·昭公二十年》記載，齊景公打獵回來，晏子侍于側，寵臣梁據駕車馳來，齊景公眉開眼笑道：“唯據與我和夫。”這是說，朝堂之上只有梁據懂齊景公的心思。晏子回答說：“據亦同也，焉得為和？”梁據是同而不是和。和乃將不同事物相互化合、激發，就像做肉羹，以水、火、酰、醢、鹽、梅、魚、肉等各種食材一起煮燉，“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泄其過”，從而造成平和美妙、多重疊加的滋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然而，晏子指出梁據不是這樣，“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也就是國君贊成，梁據亦贊成；國君反對，梁據亦反對，這是同而不是和，“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因此，所謂和，即相反而相成，是聽取不同意見的全面考量；同，則是單一的重復，是偏聽偏信。孔子總結這一思想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路》)
后來蘇軾在這一思想認知上又進一步發展：“圣人之治天下也，寬猛相資，君臣之間，可否相濟”，“若上之所可，不問其是非，下亦可之，上之所否，不問其曲直，下亦否之”(《辯試館職策問札子二》)，這就是單一的同而非和，不利于事業的發展與成功。
居安思危：從茅屋到廣廈
中國傳統文化中有強烈的憂患意識。古人認為，從個人而言，人不能全面把握外在的環境、因素，因此需要居安思危，以憂患意識面對可能到來的困境，未雨綢繆；從群體來講，先民多經歷自然災害、沖突襲擾以及種種不可確定的意外，因此也需要居安思危，以憂患意識而予以先期的警醒。“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詩經·大雅·蕩》)“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周易》)俚語曰“天有不測風云，人有旦夕禍福”，也是以強烈的憂患意識，提示人之自覺。
唐朝大詩人杜甫是把這種憂患意識貫徹于詩文中的代表。從“窮年憂黎元”(《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到“濟時肯殺身”(《敬寄族弟唐十八使君》)，詩人的憂患意識不僅是個體的自覺，最終落腳在對天下蒼生的掛念，能夠從“床頭屋漏無干處，雨腳如麻未斷絕”的窘迫，生發出“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的宏愿，詩人的憂患意識不是對個體的悲嘆，而是從個體到家國的自覺。
這種憂患意識，最終在北宋范仲淹的《岳陽樓記》中被歸納為“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成為此后歷朝歷代士人的精神坐標。
小結
以人為本的民本思想、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厚德載物的包容思想、和而不同正道直行的處世精神、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這是中華傳統人文精神的寶貴財富。
這些精神財富不是彼此孤立的。北宋程顥曾做《秋日偶成》二首，其一有云：“寥寥天氣已高秋，更倚凌虛百尺樓。世上利名群蠛蠓，古來興廢幾浮漚。退居陋巷顏回樂，不見長安李白愁。兩事到頭須有得，我心處處自優游。”秋高氣爽，登臨百尺樓臺之上，看看世人多追名逐利，如同黃昏時無序而成群飛舞的蠅蚋，不知道方向，渾渾噩噩。古來興廢如同水中浮漚，轉瞬即逝，因而人要追求更高層次的東西。人要有顏回退居陋巷、安貧樂道、自足的精神境界；又要有李白那樣追求功名事業的赤誠——這兩者皆可提振人的精神，將孔顏樂處的圣人境界和李白成就功名的鴻鵠之志很好地結合起來，“兩事到頭須有得，我心處處自優游”，獲致一種精神的自足與自由。其二有云：“閑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云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程顥以為，具有孔顏樂處的精神狀態，在任何事情上都能夠從容對待，從不焦慮，葆有一種自然狀態、良好心境。天地萬物，皆是自然而然、生生不息地發展，“我”是天地之中的一分子，隨順天命，隨順自然，具有圣賢境界，卻仍是一種凡人本色。追求天道，通于天地有形之外，又能在世間紛繁復雜的萬物和風云變幻中，體悟高妙之道。
馮友蘭先生在《新原人》中提出四重境界說。一是欲求的境界，欲求的境界就是生物性境界。食色，性也，也就是人的本能。不滿足這些欲求的境界，保證不了肉體生存，那么也就不可能有精神的追求。二是求實的境界。我今天做了什么事情，我要得到什么益處。比如工作了一天，獲得了一天的收入，這就是求實的目的，很明確，很現實。三是道德的境界。道德的境界是有意識的，要表現出有所追求，而這種道德的境界，高于求實的境界，在這種狀態之下，是人們被社會所認可的更高的一個層次，這是絕大多數人都能達到的。四是審美的境界，也稱天地境界。就是說做事，是自然而然就想去做的，發自天性，自然而然就達到的那種境界，不求功利、不計毀譽。其實，這四種境界不是截然分開的，是同時在一個人的身上都存在的，往往是交叉、重疊的。程顥詩作所追求的狀態，正是這里的天地之境界。
正是這種從古至今的呼應，讓傳統人文精神得以傳承，成為我們文化自信的根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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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恩海 蘭州大學國學研究中心主任，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甘肅省政府參事室特約研究員，甘肅省唐代文學學會會長，主要從事中國文學批評史、古代文學、思想史的研究與教學。承擔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兩項以及多項省部級項目，出版著作多部，發表學術論文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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