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規模國家治理向來是一個世界性難題。中國龐大的人口和國土規模構成國家治理的“底座”，對治國理政產生深遠影響。利用信息技術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立足國情，從我國國土覆蓋廣大、人口數量龐大、區域現實差異巨大的實際出發，著力發揮好信息技術對超大規模、復雜場景的賦能作用，有力緩解規模與復雜性帶來的治理負荷問題。
信息技術為超大規模國家治理提供新路徑
當前，以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為代表的信息技術日新月異，全面融入經濟社會各領域各環節，不斷改進優化治理方式，提供新的治理手段，有效應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進程中有限治理資源與大規模治理需求之間的矛盾。
一是提升大規模人口背景下的精細化治理能力。我國是世界人口大國，規模龐大、結構復雜，在工業化、城鎮化影響下，人口跨區域流動活躍，社會治理復雜程度較高，傳統依托線下的治理模式容易出現治理效能不高或治理精細度不足的困境。借助智能終端、傳感器等泛在感知手段，依托光纖寬帶、5G網絡的海量數據傳送能力，信息技術可以將社會治理延伸、下沉，帶動政策工具、管理手段精準落地，讓大規模人口的精細化治理成為可能。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我國借助通信行程數據和大數據分析手段，不僅能從宏觀上反映全國人口流動情況、研判疫情發展趨勢，而且能在微觀上支持軌跡追蹤、密接排查等流調溯源工作。
二是強化跨區域跨層級的快速協同能力。我國地域廣闊，區域間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不平衡，由于信息不對稱等原因，政府治理一直面臨跨區域、跨部門、跨層級的協同難題。借助信息通信網絡的共享交互，信息技術能夠大幅提升協同能力。在縱向上，信息技術極大提升信息傳送效率，緩解信息不對稱，推動政策有效上傳下達，廣泛征集各地治理線索，監督重大決策部署和政策措施在基層落實情況。在橫向上，信息技術通過推動跨區域跨部門的數據互聯互通，完善治理流程，優化部門間協同方式。例如，建立監管數據推送反饋機制和跨地區跨部門跨層級監管工作協同聯動機制，實現“一處發現、多方聯動、協同監管”。
三是緩解超大特大城市高密度治理負荷。我國超大特大城市是經濟發展中心。根據全國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我國超大特大城市已達21座，城區人口占全國城鎮人口的22.5%，GDP總額占全國GDP的32.9%。由于超大規模人口和大量生產要素在有限空間高密度聚集，超大特大城市長期以來一直面臨熱島效應、交通擁堵、醫療教育資源緊缺等大城市治理難題。同時，超大特大城市普遍存在行政區劃過大、基層治理力量不足的問題，一些城市核心城區人口密度超過每平方公里2萬人，容易導致基層政府職責超載。近年來，多地推動智慧城市建設，探索數字孿生、“城市大腦”等智慧應用，為系統解決城市治理風險、提升科學化精細化智能化治理水平提供新路徑。例如，杭州市依托“城市大腦”有效開展交通治堵，高峰擁堵延時指數逐年下降；蘇州等地建設“智慧水利”工程，利用信息技術實時抓拍環境污染行為，實現了核心城區生態環境改善。
我國具有利用信息技術開展超大規模國家治理的良好條件和基礎
一是強大的信息基礎設施優勢。網絡設施方面，我國建成全球規模最大、覆蓋最廣的光纖和4G網絡，5G基站數量占全球60%以上，超前推動5G和千兆光網建設。數據和算力設施方面，我國積極布局全國一體化數據中心體系，啟動“東數西算”工程，加快打造全國算力“一張網”。城市新型基礎設施方面，各地政府智慧城市投資建設連續增長，加快建設作為政府決策支持的智能中樞。信息基礎設施建設的優勢為我國開展大規模、大范圍信息技術應用奠定了堅實基礎。
二是巨大的信息數據資源優勢。信息是國家治理的重要依據，數據是信息的重要載體。在數字時代，信息覆蓋面越廣、數據源越多，可開發的數據潛力就越突出，就越能獲得數字治理的比較優勢。我國擁有14億人口，信息基礎設施建設全球領先，互聯網普及率達73%，各領域信息化數字化智能化改革推進迅速，推動我國形成巨大的信息優勢和數據資源優勢，為開展大數據分析、精準化治理提供有利條件。據國際數據公司(IDC)測算，預計到2025年，我國產生的數據總量將達48.6ZB，占全球總量的27.8%，成為全球最大的數據圈。
三是領先的數字治理經驗優勢。我國始終積極推進國家和社會治理各領域數字化改革，抓住數字化發展機遇，在智慧城市、數字政府、數字社會等方面建設成效明顯，形成一批全球領先的數字治理模式。例如，杭州“城市大腦交通平臺”、北京殘障人士在線服務等入選全球數字政府建設的標桿性案例；成都創新推行網絡理政，打造泛在智慧之都、宜居包容之城；武漢利用數字技術提速城市精細治理，榮獲全球智慧城市大獎。在疫情防控中，我國率先探索出“大數據+網格化”、健康碼、行程卡等應用創新，支撐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這些治理模式為我國進一步擴大深化各領域數字治理奠定了良好基礎。
進一步提升面向超大規模國家治理的數字治理能力
信息技術為解決超大規模國家的規模問題及其治理負荷問題提供了可行路徑，廣泛布局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充分發揮我國巨大信息和資源優勢，運用信息技術進一步推動政府治理模式優化，強化對超大規模國家治理的基礎、資源和能力支撐，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
一是加快布局面向超大規模服務群體的新型基礎設施。全面部署新一代通信網絡基礎設施，加快5G網絡、千兆光網、移動物聯網等規模化部署，實現網絡全面深度覆蓋和能力升級。統籌布局綠色智能的數據和算力設施，深化數網融合、算網融合和云邊協同發展，優化數據中心能源供給和利用，不斷提高算力設施能效水平。積極發展高效協同的融合基礎設施，加快工業互聯網、車聯網部署應用，協同推進社會生活新型基礎設施、“城市數據大腦”等新型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推動利用5G、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技術對傳統基礎設施進行智能化升級。
二是積極推動面向海量異構大規模的數據要素開放共享與開發利用。完善數據要素資源體系，推動數據采集、標注、存儲、傳輸、管理和應用等全生命周期價值管理，打通數據壁壘，推動數據的“聚通用”。構建數據要素市場體系，加快建立數據確權、數據定價、數據交易市場化機制，引導培育數據要素交易市場，支持各類所有制企業參與數據要素交易平臺建設。壯大數據要素應用體系，鼓勵各地區各行業結合自身特色積極探索數據應用模式。建成數據要素安全體系，明確安全主體責任和防護要求，妥善應對數據歧視、隱私泄露、數據跨境流動等數據治理問題。
三是深化面向復雜場景的數字治理模式創新變革。順應信息技術變革趨勢，加快大數據、區塊鏈、人工智能等技術在政府治理各領域應用，統籌推動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公共服務、生態環境保護等政府職能和政府內部運行數字化轉型。強化信息技術在自然災害、事故災難、公共衛生事件、社會安全事件等高度復雜場景下的應用，增強對重大突發事件的數字化應急處置能力。建立健全國家公共數據資源體系，推動跨地區、跨部門、跨層級數據的匯聚融合和深度利用，強化數據回流和屬地返還，賦能基層治理。加快政企、政社數據融合，整合交通、通信、電力等公共數據資源，提升政府對社會各類場景的處置能力。
（作者：余曉暉 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長）
【編輯:陳海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