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里雪山的“另類登山史”

　　【《中國新聞》報記者 程小路 報道】“現在廣為人知的‘梅里雪山’這一名稱，是20世紀50年代的錯誤標注……在當地，人們稱梅里雪山為卡瓦格博。”人類學學者、云南省博物館前館長郭凈在近期出版的新書《登山物語》中寫道。

　　一座山峰，兩個名字，源于“外來者”與“當地人”的認知差異。而發生在這座雪山上的山難，在不同地域與文化的視角下，更是有著截然不同的認知。近日，郭凈對話《中國新聞》報，講述他為何在梅里山難發生31年后依然不停止追問，以及人們在后疫情時代為何仍需要探索：不同的文化之間，人與自然之間，如何和諧相處？

　　1991年1月，在云南、西藏交界的山脈腹地，來自中日聯合登山隊的17名隊員在登頂梅里雪山途中失蹤。7年后，登山隊員的遺體首次被發現，后證實因遭遇雪崩，全員遇難。這是人類現代登山史上第二大山難。十年后，梅里雪山的登山活動被禁止，這座比珠穆朗瑪峰海拔低2000米的雪山，成了百年現代登山史上人類唯一未登頂的山峰。

　　2012年，郭凈寫就《雪山之書》，從梅里山難入手，講述外來探險與開發活動對當地文化的影響。讀者被書中50萬字描述的滇西北藏地文化所震撼，但郭凈卻覺得自己寫得太“淺”，雪山太深奧。

　　十年后，這位67歲的民族史、人類學學者出版《登山物語》一書，聚焦于山難本身，對事件的來龍去脈進行了更深入的分析，以更多維的角度來看待這場災難。

　　如今，人類社會進入后疫情時代，不同文化之間如何互相理解，不同族群之間如何和諧相處，人類與自然如何相依共存，依然是人類生存與發展的重要課題。郭凈希望通過重新審視31年前的那場悲劇，“撞擊阻礙人們相互理解的頑石”。因為，“唯有如此，新的時代才可能到來”。

　　以下為郭凈對話《中國新聞》報文字實錄。

　　《中國新聞》報：從《雪山之書》到《登山物語》，您說想“在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刻，通過對一場山難的研究，來探尋人與自然、文化與文化之間沖突和溝通的秘密，追問自由旅行的意義和它帶來的后果”。現在您得到答案了嗎？

　　郭凈：文化研究其實就是探討文化與自然、文化與文化相處的奧秘。每個文化自有一套看待世界的邏輯，由此建立起自己的認識論，這套認識奠基于該文化所處的生態和人文環境。所以，文化與文化之間，有著本質的區別。也因此，文化沖突難以避免。

　　從文藝復興以來，西方文明逐漸確立了彰顯個體價值的文化共識，這個共識被探險運動的蓬勃發展放大了。所謂“垂直”的登山，是追求個人價值和自由旅行的極致方式。但被公眾忽略的是，反對登山的當地人也有一套共識，那就是“神山不可冒犯”，其極致的表達，是“平行”的轉山。

　　登山挾持著全球化的威力，是強勢的。而曾經普遍的“神山信仰”(涵蓋藏族、羌族、納西族、白族、漢族、夏尓巴人、印第安人、日本人等)卻日益邊緣化，成了前現代的“迷信”，在世界登山史的敘事中淪為邊角料。“登山”和“轉山”的沖突只是表象，深層的問題是：“神山信仰”的基礎是什么？這種地方性的共識在當今有無價值？我們撰寫“另類登山史”，就以此為出發點。

　　《中國新聞》報：如果說外來的登山者與當地山民存在觀念上的沖突，那么面對卡瓦格博，在“征服”(垂直登山)和“敬畏”(平行轉山)這兩個選項之外，還有第三種選擇嗎？

　　郭凈：去年，我們在昆明舉辦了紀念梅里山難30周年的系列講座，段建新、王衎、小林都參加了(注：段建新為1991年中日聯合登山隊的廚師，因留在大本營未參與登頂而幸存；王衎為登山隊中方遇難隊員王建華的兒子；小林全名為小林尚禮，與多名日方遇難者同屬京都大學登山隊，未參與當年登山活動，后長期參與遺體搜尋工作)，他們和與會的藏族朋友多有交流。

　　我們還策劃了小林尚禮有關圖書的翻譯和出版，背后促成此事的，正是德欽的藏族友人和文化部門。翻譯者是蒙古族學者烏尼爾。這說明，登山者和轉山者是可以在經歷磨難之后達成相互理解甚至合作的。

　　《中國新聞》報：您曾解釋當地山民“平行轉山”背后的世界觀：山的空間是平行分布的，各個層次空間不能跨越，一旦跨越就會產生災禍。有讀者對此有疑問，如果說傳統信仰是基于長期認知形成的，就應該會隨著現實的發展而變化。小林尚禮接受采訪時舉過一例：2004年春天，他聽說有村民又發現了登山隊員的遺物，但沒有聯系他或村支書，而是向日本游客兜售。在您的觀察中，雪山下的居民近些年有什么樣的變化？

　　郭凈：所謂傳統信仰，是一個動態而非靜態的概念。從我1996年到迪慶調查以來，變化一直在發生。最大的變化是，商業性的旅游和生產活動帶來當地農村生活形態的巨大改變，由此造成社區互助關系的削弱，人對自然資源的過度開發，信仰觀念和儀式行為的變化。

　　當地的“神山信仰”本質上是適應卡瓦格博地區雪山、森林、干熱河谷三大自然景觀資源分布，以內外空間劃分的方式，限制人類開發活動的一個綜合管理體系。“信仰”是這個體系的核心。雖然受到劇烈的沖擊，這個體系出現了很多裂痕，但它沒有瓦解。關鍵的因素是信仰還在。當地人關于登山的種種批評可作例證。

　　村民找到遺物，以前是收在家里，后來有人拿出來兜售，大概是受了旅游的影響。我調查過美國飛機掉在冰川的歷史故事，那時找到的東西都要上交土司。現在土司沒了，游客來了，便有人拿出來賣。

　　目前我們看到的一些負面變化，放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并不奇怪，也不獨特。但我總提醒自己，我們眼前看到的，只不過是歷史長河的一個片段，而一副完整的圖景，需要經歷幾代人才會顯現，不要急著找結論。

　　《中國新聞》報：近幾年，氣候變暖、生物多樣性等環保議題受到關注。您很早就在云南開展鄉村影像記錄項目，如“鄉村之眼”、數據庫、藏地生態影像培訓等，對于保護生態環境、保護民族文化多樣性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如今在視頻類社交平臺，有一些少數民族博主介紹家鄉風貌的視頻人氣很高。對于這種傳播方式，您怎么看？

　　郭凈：新中國的動態紀錄影像傳播，大致經歷了幾個階段：

　　一、膠片紀錄電影(1950年代初-1980年代中期)，前期以少數民族社會歷史科學紀錄片為代表，后期以“文革”后的一批民族志電影為代表。

　　二、模擬錄像紀錄片(1980年代后期-1990年代后期)，以央視等電視臺和民間制作的一批紀錄片為代表。

　　三、數字攝像紀錄片(1990年代后期至今)，有數千部作品，大多數是獨立制作。

　　四、手機短視頻(近10年)，它打破了官方對影視語言的壟斷，為大眾喧嘩的發聲提供了最重要的渠道。問題是絕大部分作品局限在商業和娛樂的框架內，和獨立紀錄影像倡導的精神和思想尚有很大差距。我本人還未看到真正有啟發性、原創性的作品。或許有，但被喧鬧聲淹沒了。

　　《中國新聞》報：2003年，您擔任云南省博物館館長時創辦“云之南”紀錄影像展，您當時介紹其“不追隨主流話語”，目的是“促進不同人群之間的對話和理解”。該影像展后來停辦了。這種記錄社會變遷的形式后來是否得到延續？

　　郭凈：“云之南”紀錄影像展從2003年到2013年共舉辦五屆。如今，各地仍有一些長期堅持的小型放映會，我們偶爾有合作。掛靠在云南省社科院白瑪山地文化研究中心的“云之南”團隊被解散后，相關活動沒有停止。團隊成員參與了廣西民族博物館和中國民族博物館兩個民族志影像展的策劃，這兩個影展中的社區或鄉村影像單元繼承了“云之南”的傳統，此前在國內外的影展中都沒有這類單元。

　　另外，我們從2000年開始做的村民影像培訓，從2007年以后逐漸由山水自然保護中心的“鄉村之眼”團隊接替，發展成云南鄉村之眼鄉土文化研究中心，至今仍在做相關公益活動。

　　【人物簡介】

　　郭凈，1955年生，民族史博士，退休前為云南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云南省博物館前館長，“云之南”紀錄片影像展創辦人。著有《雪山之書》《西藏山南扎囊縣桑耶寺多德大典》《中國面具文化》等，影像作品有《卡瓦格博傳奇》系列等。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