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8月13日電 題：王佐良：于詩歌中看見真的靈魂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 徐天

　　王佐良的頭銜很多，比如北京外國語學院英語系主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外國文學組組長，但在他的心里，排在第一位的或許是“詩人”。

　　從清華到牛津再到北外，命運讓他成為了一位有著詩人靈魂的大學者。

　　他曾說，詩貴真實，除細節、情緒和氣氛的真實外，還有一種更高的真實，那就是說真話，用最大的熱情描繪心中理想。他所譯介過的很多詩歌都擁有這種更高的真實。

　　濟慈名句或是其中代表：

　　“Beauty is truth, truth beauty,”—that is all

　　Ye know on earth, and all ye need to know.

　　(“美即是真，真即是美”，這就包括/你們所知道和該知道的一切。)

　　心在文學課

　　從上世紀50年代到90年代，每個北外學子都會聽到三個如雷貫耳的名字：王佐良、許國璋、周玨良。他們是清華大學外文系1935級同班同學，后都出洋深造。1949年，三人回國，進入北外英語系任教。

　　1958年，時任英語系主任的王佐良要給大三學生開精讀課。當時的學生張秐回憶，走進教室的王佐良，淺咖啡色西服配墨綠色領帶，風度十足，不同流俗。他上課從不帶筆記本，手里只有幾張卡片，偶爾看上一眼，絕大部分時間都憑記憶侃侃而談。

　　那時，上課資料以《北京周報》、蘇聯《真理報》英文版為主，英美文學很少觸及。一次，王佐良介紹了莎士比亞，并說他的十四行詩大家可以讀一讀、背幾首。他還提到，自己每年都讀一遍《傲慢與偏見》，雖然這書與托爾斯泰的作品相比沒什么了不起，但奧斯汀把英語的語言之美推到了極致。

　　后來成為北外英語系教授的張秐告訴記者，雖然王佐良只是輕輕提了一句，可她牢牢記住了，后來千方百計找外國文學作品看，并以此為終身職業。這顆種子是王佐良撒下的。

　　“文革”后，王佐良可以盡情地講授和研究自己鐘情的文學。1980年，在他的提議下，北外英語系開了《歐洲文化入門》課。

　　現為北外外國文學研究所所長的姜紅1983年是北外英語系大二學生。她回憶，這是一門150人的大課，由王佐良、許國璋等幾位名師共同授課。從這門課上，姜紅第一次知道《荷馬史詩》《十日談》，接觸到哥特風格和巴洛克風格。

　　她覺得，這門課為學子們打開了一扇窗，他們似乎從禁錮中一下子走入了開闊地，外界的新鮮事物撲面而來。但他們并沒有迷失在這西洋景中，而是發現，那個世界或許有很多不同，但有它的合理性，大家都一樣是人類。

　　“一瞬中見永恒”

　　20世紀80年代，王佐良的學術春天到了。他的學生、美國新奧爾良大學英文系教授錢兆明統計，他的44部著作中，32部寫于最后15年。

　　他的學生、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外文系長聘教授曹莉告訴記者，王佐良可謂“一個人就是一門學科”。外國語言文學幾大方向，他樣樣都站在巔峰。

　　然而他最愛的始終是詩。詩寫不成了，他于是譯詩，“好像在譯詩中還能追尋失去的歡樂”。

　　他主編《英國文學史》《英國詩史》《英國浪漫主義詩歌史》等，翻譯選注了《英國詩選》《蘇格蘭詩選》等。他的清華同學李賦寧評價，讀《英國浪漫主義詩歌史》好似在讀一本很好的小說，或像聽一首交響曲。

　　王佐良說，沒有想象力就沒有詩，沒有文學；然而想象力不只是想得高，想得遠，更重要的是，它是催化力，能由此及彼，小中見大，一瞬中見永恒。

　　在他看來，把一個國家的詩歌介紹給讀者，就是在向他們展現這個國家里最敏感的人的體驗、見聞、思想、情緒、想象力、文才，里面有赤裸裸的靈魂。

　　有些文學理論文章離文學越來越遠，王佐良不習慣那種在文章里一上來就擺理論架子的做法。一次，他在一個文學史的學術會議上發言后，一些人反映，太重文學性，而科學性不夠。他在給周玨良的信中說，為什么這些年出的中外文學史讀起來都像社論，談文學而本身無文學味兒？魯迅和聞一多的文學史類著作都是很好的散文，金岳霖說過，一個概念、一個公式也可以很美。

　　1988年，王佐良應邀在英法訪學。重回母校，他與幾位牛津教授共進晚餐。其中一位教授的能言善辯讓他想起了求學時代的C.S.劉易士教授。

　　劉易士當年在學生中組織“蘇格拉底學會”，批判薩特的存在主義。他們在乎的并不是駁倒別人，而是反駁本身，因為他們在思想文化領域將任何人看做平等對話者，任何理論都是可理解、可辯論的。文筆也是牛津人文學者所重視的，強調新鮮的思想和活躍的想象力，有透明的理智和比例感，尊重讀者，同他們進行心智上的對話。

　　執火炬的人

　　北外原副校長胡文仲說，王佐良有一句口頭禪是“瞄瞄”。他的視野很廣，什么東西都喜歡拿來“瞄瞄”。

　　姜紅20世紀80年代末畢業留校，曾幫忙管理外國文學研究所西文期刊，王佐良總是第一借閱人。每周，她幫王佐良辦好借閱手續，送去最新的《大西洋》《紐約客》《美國國家地理》《泰晤士報文學副刊》等，王佐良每期必看。北外圖書館每年訂購新書，文學部分由他勾選，語言學由許國璋勾選。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教授楊國斌當時在王佐良門下讀博，他回憶，王佐良喜歡觀點明確、內容充實、文風好的文章，很喜歡《紐約客》，連本地新聞這種豆腐塊也看，甚至會劃重點。

　　王佐良告訴楊國斌，對新概念、新理論不要盲從。曹莉記得，王佐良要求學生不要拿西方理論生搬硬套，也不要跟在后面炒冷飯。

　　1984年，王佐良從北京外國語學院副院長位置上退下來，擔任新設立的外國文學研究所所長。

　　他說：“我似乎應該感到老之將至，但又似乎還有一個約會在面前，何止是一個人一生的夢，還有一個民族一百年的焦慮和心愿。”

　　校內外事務繁忙，王佐良只得抓緊一切時間治學。很長一段時間他都住在北外宿舍，周末才回家，凡空余時間都埋頭于書桌。他的博士生、河南大學外語學院教授高繼海回憶，他的時間觀念極強，每周都有日程表，不成文的規矩是，無故、無約就盡量不要打擾他。

　　張秐說，王佐良是一個在前方執火炬的人。北外王佐良外國文學高等研究院院長金莉說，王公是外語學界的一面旗幟，后學們無法望其項背，只能一直朝著他所指引的方向努力。

　　清華標準

　　1991年，清華80年校慶時，王佐良寫了一篇《想起清華種種》的感言。他說，雖然不在清華工作，但一說起這所學校，仍然像年輕時一樣興奮，話也說不完似的。

　　他很懷念清華的老師們。俞平伯、余冠英教大一國文，都親切而嚴格。大二上西洋哲學史，他寫了長達百頁的英文讀書報告，賀麟不但不皺眉，還在班上表揚了他。大四那年，吳宓和葉公超合開翻譯課，他和許國璋的成績是班上最優秀的。

　　但最讓他終身感念的還是燕卜蓀。1937年，31歲的英國青年詩人燕卜蓀在抗戰烽火中來到清華外文系。那時正值學校內遷，他們在湖南的南岳山中上課，一本像樣的外語書都沒有，燕卜蓀全憑記憶，用手提打字機加上復寫紙，將莎士比亞的《奧賽羅》全文打出來，每人一份。

　　王佐良覺得，燕卜蓀有一種不讓任何困難拖住自己后腿的勁頭，而且他做這些事總是一聲不響，一點不帶戲劇性姿態。日后王佐良每當在工作中遇到困難總會想到這情景。

　　燕卜蓀給他們帶來了英國現代派詩，艾略特的《普魯弗洛克》，奧登的《西班牙》。他們從現代主義里學到把事物看得深些、復雜些，而不再滿足于“新月派”那種浪漫主義。一個詩人群體成長起來。

　　這其中最醒目的是查良錚。在清華園里，王佐良就注意到有位“瘦瘦的北方青年”在寫雪萊式的浪漫派詩。到西南聯大，查良錚開始以“穆旦”為筆名寫詩，詩風為之一變。

　　雖離開母校已多年，但王佐良心中始終保持著清華做學問的標準。他說，這個標準無人定出，而有賴無數師友“行勝于言”的榜樣，就是卓越與為公。

　　一個時代結束了

　　身邊的人都知道，王佐良是一個壞情緒很少外露的人。他從不談“文革”時的遭遇，只享受著“黑色的文雅字體印在雪白的紙上”的讀書之樂。他每天清晨五點起床，早飯后半小時留給最難懂的書，慢慢地讀。即便沒有大段時間著書，他也會在每天清晨寫上幾百字，基本不間斷。

　　胡文仲第一次聽他說起傷感的話是在1992年周玨良去世之后。他說，從今之后沒有人說話了。

　　1994年，一直擔任北外校級顧問的王佐良退休了。辦公室騰空了，他的藏書被搬到他午休的小房間里。胡文仲去看他，提議找人來把書整理好放到書架上。他說不用了，自己不會再用到這些書了。

　　1994年9月，老同學許國璋謝世。1995年1月，王佐良因病入院，數日后去世。

　　最后日子里，王佐良老覺得時間不夠用，數次向身邊人流露，擔心自己有生之年無法完成《英國文學史》。去世前一個月，他剛完成其中有關蒲柏的部分。

　　他還編完了《中樓集》，寫完了談穆旦的文章。住院前，他把書桌收拾得干干凈凈。

　　他走后，同為外語界宗師的王宗炎說：斯人長往，斯文長存。學生王克非感慨，北外最負盛名的老一輩英語大家都走了，仿佛一個時代結束了。

　　王佐良1935年進入清華大學外文系，入校不久就趕上轟轟烈烈的“一二·九”運動，兩年后又逢“七七事變”。

　　青年王佐良最愛的路，就是清華新齋外的路，轉彎能看見西山，夕陽下呈金紫色，如屏風一般靜靜地擁抱著清華。許多年后，他也會在北外駐足看西山落日。

　　這落日的輝光，如同清華圖書館寬大的書桌兩端銅制高臺燈那溫情而寧靜的燈光，早在他19歲那年，已投在了心上。(完)